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会议指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入8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各项宏观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助推经济回稳向好。

　　近日，德勤中国区经济咨询业务执行董事、经济学博士张国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共同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分享了关于中长期宏观政策展望、经济及行业发展趋势、上海国际金融建设等多方面的深刻见解。

　　目前，稳增长政策加码信号明确。他预计，下半年财政政策会继续发力，超长期国债和专项债发行会加快推进。同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幅度会更大，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权限也会更多。

　　政策信号积极向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张国雄认为，三中全会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积极的。他表示，发展依旧是中国未来政策的核心诉求，包括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创新、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旨在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来说，未来政策方向是向前看的，同时在财税、行业等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政策框架和工具。

　　其次，未来政策制定会更合理化，更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搭配。短期政策会更多着眼于应对当下的经济挑战，而中长期政策还是会继续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为目标。

　　张国雄表示，未来，两个方面的政策改革值得关注：一是财税制度改革。财政、货币政策发生协同作用，在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未来会赋予财政政策更大的操作空间。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会有较大调整，地方税源和自主财力会增加，而非必要的指令性财政支出会有所减少，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也会有所提高。三是税务改革，包括完善个人所得税、财政所得税等。另外，房地产税依旧在议程之上，虽然在当下房地产行业承压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大幅推进，但是会是中长期税制改革的方向之一。

　　再次，未来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于高水平开放。张国雄指出，近两年，不少跨国企业都在调整中国市场战略，希望看到政策的确定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给跨国企业一个比较确定的信息，中国是坚持开放的。具体来看，释放几点重要信号：

　　一是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不少跨国企业在开展投资时，相较补税额、减税补贴等中国的招商政策，更加看重的是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内中国是否都在坚持对外开放。

　　二是保障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招商引进跨国企业有很多补贴优惠，但跨国企业进来后发现，很多现实业务在开展中依然存在一些困难。保障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将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后续业务，这对于吸引外资来说更为重要。

　　三是首次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预计后续会有政策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港澳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和高端人才方面的优势。

　　最后开户配资，7月份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实现今年的社会发展目标，包括5.0%的增速目标。考虑到前两季度的增长趋势以及消费增速，房地产以及FDI(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的挑战，下半年预计会有更加积极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支持以保证今年的增速目标能够实现。

　　积极应对行业转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达到5.0%，但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国内外需求疲软、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等挑战。

　　对于未来何种特征行业将为经济增长作出突出贡献，张国雄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展开分析。一方面，从供给端来看，创新型企业，以及科技创新相关的行业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技术和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型速度将比以往更快。与中国经济转型相适应的产业也在加速扩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就“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明确部署。

　　张国雄表示，这些产业都带有创新属性，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点。虽然当下这些行业的市场需求相对于我们快速崛起的创新能力来说相对不足，但是经历过这个周期调整后，国内需求会逐步起来，同时海外需求成功打开的话，这些行业都会爆发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中国经济转型也会催生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随着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人口的加速老龄化，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医疗健康服务行业的需求会非常大而且增长很快，那么这个行业就可能会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突出贡献。此外，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的转型也会催生很多相关服务行业的大量需求，有望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市场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意识也日益增强。德勤发布的《中国并购调查2024》显示，在当下，40.48%的受访者认为ESG是一个需要管理的风险。然而，在未来3至5年内，52.38%的受访者则将ESG视为价值创造、机会和竞争差异化的来源。张国雄表示，ESG依然是长期趋势，只是短期来看有一些挑战，但仍是中国企业“出海”弯道超车的有效策略。

　　谨慎选择收购标的

　　近年来，跨国公司本土化和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市场趋势，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着企业的并购诉求提升。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在参与大型海外并购交易中，往往会面对集中海外数据、总部监督运营等多方面的困难。

　　对于解决之道，张国雄表示，中国企业应该在并购交易前就要做好对于投资企业和目的地的审慎的尽调，深入了解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境外投资监管要求、投资目的地合规要求、数据安全要求以及当地文化习惯。在并购交易的设计和实施中也要就数据和管理架构做好妥善安排。而在并购交易后的整合过程需要中国企业做更多的工作。

　　“可能很多中国企业会更加关注如何在并购交易后快速获得业务增长，但是其实在并购后应该花更多精力来制定管理架构，打造海外管理团队，以及建设联通国内外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张国雄说。

　　与此同时，就“引进来”方面而言，在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并购来深入本地化，也需应对寻找收购标的以及控制地缘政治及监管等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张国雄看来，跨国公司一是要谨慎地选择并购标的。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喜欢收购自己熟悉的同行，获得自己上下游的企业，但这是有局限的，企业的选择标的可能永远是周边企业。建议在选择标的的时候，考虑地缘政策监管带来的风险因素是否可控，最好能够扩大标的选择范畴。

　　二是要持续关注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监管的变化，相应地做一些应对措施。同时，企业也要提前系统性地了解研究当地政策变化。因此，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服务机构帮助跨国企业寻找、筛选收购标的，进行系统的尽调及持续的政策研究等工作。

　　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事关全局的国家战略，更是党中央交给上海的历史重任。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俄乌战争、美元降息等外部形势复杂严峻，未来上海要进一步做好风险防范，持续加大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对此，张国雄提出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可以利用上海自贸区等试点机会实施进一步的制度性开放，深入研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自贸区进一步推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同时在实践中找到潜在风险与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和领域。

　　其次，可以深入研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以市场为导向，把握跨国公司和国际业务的新动向，针对他们的新需求和痛点建立新制度和新服务。举个例子，很多深入本地化的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探索本地化融资，包括本地信贷、本地债券以及本地上市，那么上海就可以研究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和制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清晰透明的规则制度也要跟上，同时不能放松监管。

　　最后，上海和香港作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更多地做一些联动，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也能增强各自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